企业改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。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,也是搞好企业改制的关键。制订适合实际的改制政策,把握改制的正确方向,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,是搞好改制的首要问题。我们认为,为了发挥政策威力,正确引导企业改制一是要解决企业改制积极性不好问题。近年来,我们本着怎样有利于调动职工积极性、怎样有利于企业发展就怎样改的原则,在剥离非经营性资产、减轻企业负担和负资产弥补等方面给予企业较大优惠,在入股方式、股权设置等方面给予企业较大“自由度”。由于政策优惠,不仅困难企业积极进行改制,而且原来不愿改的好企业也主动要求改制。二是要解决企业想改而不好改问题。我们根据各个行业的特点,分别制订了各行业的改制政策和各种改制形式的具体程序,企业可根据自身特点“对号入座”,避免了改制不到位和走弯路问题,使改制进度明显加快。三是要解决资产流失问题。搞好企业改制,资产必须流动,但又必须防止流失。为此,我们从资产评估、产权界定、资产处置、变更登记等方面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,并采取把住审计关口,严防逃废债务等措施,从而较好地解决资产流失问题。
为防止改制工作出现片面性,甚至搞“一卖了之”,我们引导企业采用多种形式改制。邓小平同志早在1986年就指出:“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,以调动企业积极性,这是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。”根据这一要求,坚持因企制宜,适宜什么形式、什么形式能把企业搞活就采用什么形式。归纳起来,主要有股份有限公司、有限责任公司、股份合作制、任赁、先股后租、嫁接改造、整体移交、兼并、破产、拍卖等十种形式。
在企业改制中,能否及时发现矛盾,解决难题,配套联动,是改制成功与否的关键。我们在改制过程中遇到并较好地解决了这样几个难题。
一是国有企业职工对资产关切度不高的问题。职工对资产的关切度不高,不是因为产权不清晰,而是因为职工利益与资产没有直接联系。为解决这个问题,我们积极引导国有企业发展混合经济,提倡厂长和员工参股,吸收社会法人入股。开始实行这种办法,有的同志认为,这在小企业可行,但在较大企业是行不通的,原因是职工股金占企业资产的比重太小,起不到多大作用。实践表明,这种办法不仅行得通,而且效果很好。
二是企业经营者的选拔任用问题。过去国有企业领导班子一直沿用任命制,这种体制引发了一系列问题。为解决任命制的弊端,我们根据企业产权变化,逐步摸索出了上级确定主要成员的任职资格、任职条件和产生程序,职工参照任职资格、条件和程序依法选举产生治理结构的办法。同时,我们既重视资产所有者——股东会、董事会的组建,又特别重视资产占有和支配者——总经理的选聘,使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逐步得到完善。
三是企业负债和担保处理难的问题。我们针对部分中小国有、集体企业资产负债率过高,许多国有企业资本金不到位且没有充实的资本金的能力,企业间相互担保的债务多、链条长等问题,相应采取了四个办法:一是在征得债权人同意的基础上,实行分立改制,即划出部分有效资产、划转相应债务、职工入股组建股份合作制企业;二是对资本金不到位且资不抵债的企业,采取财政债权转资本投入和土地使用权划拨转出让的方式予以补偿,然后实施破产;三是将被担保企业的资产抵押给债权银行,或采取抵贷返租方式,解脱担保企业相应的担保连带责任;四是对那些债务过重,历史遗留问题较多的企业,按照“先把人改到位”的思路,组建股份合作制企业,再由新建企业租赁、购买原企业有效资产进行经营,并分期偿还债务。
企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细胞。企业制度发生重大变化,必然要求与之相关的诸多方面进行相应变革,否则就会产生诸多梗阻。因此,必须用系统论的观点来指导企业改制,切实做好各个方面的衔接工作,真正做到配套联动。一是把企业改制与改组、改造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。“三改一管”,改制增活力,改组促优化,改造添后劲,管理打基础,四者缺一不可。
改制企业的经验证明,只有规范运作,才能成功改制。在改制中,我们按政策办事,按程序运作,主要在纵横两个方面进行了严格把关。在纵向上,改制程序一步不能缺。首先,必须按要求制订改制方案,并经职代会讨论通过方可实施。其次,委托有资产评估资格的中介机构进行资产评估,并由产权所有者确认评估结果。第三,在政策规定范围内募集股金,由有验资资格的中介机构验资。第四,按《公司法》和企业章程产生“三会一层”,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。第五,进行产权、工商、税务等方面的变更登记。在横向上,改制内容一项不能少。我们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,运用“一变带三变”的方法,促使企业转换经营机制。“一变”即政府从一般竞争性中小企业中部分或全部退出国有产权,将国有企业转为股份制、股份合作制企业,变单一投资主体为多元投资主体。“三变”:一是变革企业领导体制。由过去上级部门配备企业领导班子,变为按《公司法》特别是产权构成产生企业法人治理结构。二是变更职工身份。改制后的企业职工身份随企业财产组织形式的变化而变化,不搞原身份不变。三是变革企业激励和约束机制。广饶县面粉厂为解决激励和约束机制乏力问题,推行了“大风险、大奖惩、大竞争”制度。